加布里埃尔·塔尔德，作为社会学和犯罪学领域的先驱，以其独特的“模仿律”理论闻名。他挑战了当时盛行的集体主义社会观，强调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重要性。 理解哪些观点与塔尔德的思想相悖，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其理论的独特性和价值。

首先，强调集体意识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理论，与塔尔德的观点背道而驰。 塔尔德认为，社会现象的根源在于个体之间的模仿，而非存在一个独立于个体之外的、先验的“集体意识”。 他反对涂尔干那种将社会视为独立于个体存在的有机体的观点，认为社会不过是无数个体相互模仿、相互影响的结果。 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，并赋予其高于个体的优先性，忽视了个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，这与塔尔德的“模仿律”精神相悖。

其次，决定论式的社会发展观，也与塔尔德的观点相左。 塔尔德不相信存在一种预先设定的、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轨迹。 相反，他认为社会变化是偶然性和个体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。 模仿的过程并非是机械的复制，而是包含了选择、修改和创新的成分。 因此，社会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任何试图预测未来社会形态的尝试都是徒劳的。 认为社会发展遵循某种固定的规律，忽视了个体选择和模仿的复杂性，这与塔尔德强调的社会动态性相悖。

再次，将犯罪归因于遗传或生物因素的观点，与塔尔德的犯罪学理论格格不入。 塔尔德坚信，犯罪是一种习得的行为，是通过模仿而传播的。 他反对龙勃罗梭那种将犯罪归咎于“天生犯罪人”的观点，认为犯罪并非是生物遗传的必然结果，而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学习和模仿的结果。 强调生物因素在犯罪中的作用，忽视了社会环境和模仿学习的重要性，这与塔尔德的犯罪社会学理论相悖。他更看重社会环境的影响，认为不良的社会环境更容易滋生犯罪行为，人们通过模仿犯罪行为来获得某种利益或满足某种需求。

此外，忽视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理论，也与塔尔德后期的思想有所偏差。 虽然塔尔德早期主要关注个体之间的面对面模仿，但在其晚年，他也逐渐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模仿中的重要作用。 现代社会中，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媒介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，它们能够影响人们的价值观、信仰和行为模式。 如果忽视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社会舆论和推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，就难以全面理解现代社会的模仿过程。完全否认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，只强调人际互动在信息传播和行为模仿中的作用，这与塔尔德晚期的思想发展有所不符。

进一步来说，强调理性选择而不考虑情感因素的理论，也可能与塔尔德的观点存在差异。 虽然塔尔德并未完全否认理性在模仿中的作用，但他强调情感、欲望和信仰在模仿过程中的重要性。 人们并非总是理性地选择模仿对象，而是常常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。 例如，人们更容易模仿自己喜欢、尊敬或崇拜的人，即使这些人的行为可能并不符合理性选择的标准。完全将模仿视为一种理性的计算过程，而忽略了情感因素的影响，则无法解释许多社会现象。

最后，认为社会控制主要依靠强制力的观点，与塔尔德的“模仿律”所蕴含的社会秩序观存在冲突。 塔尔德认为，社会秩序的维持并非仅仅依靠法律和强制力，更重要的是依靠人们对社会规范的自愿遵守。 而这种遵守，正是通过模仿而实现的。 人们模仿社会中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，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，最终维护了社会秩序。如果仅仅强调强制力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，忽视了模仿在社会规范内化和社会秩序维护中的作用，就无法解释为何社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愿合作而运行。

总而言之，与塔尔德“模仿律”相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：强调集体意识优先于个体、坚持决定论式的社会发展观、将犯罪归因于遗传或生物因素、忽视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、过于强调理性选择而忽略情感因素、以及认为社会控制主要依靠强制力。 只有充分理解这些与塔尔德思想相悖的观点，才能更深入地把握其理论的精髓，并将其应用于分析当代社会现象。